”——毫无疑问,对于曾亲身经历过那段战火岁月的美国人及其子孙而言,“诚实的亚伯”(Honest Abe),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就是这样一个人。无法深藏的功与名使得这位总统在今日美国人,甚至是热爱自由与平等的世界各国人中间备受敬仰——他就是英雄,他甚至可以封神成圣 。惠特曼的诗则提醒我们,尘归尘、土归土,历史中真实存在的是那个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性格的林肯,这样的林肯才是历史学家们严肃对待的林肯,也自然成为本次讲座的主角。在系列讲座的第三讲中,方纳教授依循林肯总统的思想与战时政策的演进,讲述了奴隶获得解放的历程,从总统颁布解放奴隶的文告之前便已开始,一直到废奴宪法修正案的制定结束。废除奴隶制,妥善“安置”获得自由的黑人的事业非一日之功,英雄林肯的未捷身死令人扼腕,但美利坚人民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事业绵延至今——因是,林肯不死,林肯不朽!

特此感谢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邀请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讲席教授埃里克·方纳。

本次讲座依然围绕方纳教授的书展开。这本名叫《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的书可谓新之又新,它在英语世界里出版于2010年,而王希老师说,商务印书馆恰好是在讲座的这一天将书的中文版寄到自己手上。这本书虽然“年轻”,但绝对不是“小鲜肉”,而是“实力派”——它是迄今为止讨论林肯废奴思想与政策演进的最详尽、最权威的著作,荣获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历史类图书奖和林肯奖。

这本书旨在还原一个更真实的林肯——如今我们看到的林肯是伟大的英雄,仿佛他的伟大天生而来,一切与他相关的言与行都自带荣耀光环,然而历史学家方纳对这样一种“伟大”做出了更为历史化的解释:林肯伟大的本质是他在政治和种族思想上的成长能力。的确,林肯的伟大不是因为他一向“光荣而正确”,而是因为他在那个年代中不断超越自我,成就自我。那么关于“林肯为何伟大”的问题就变成了:林肯推动了美国历史发生转折,那么他究竟处于何种“历史”之中?去掉“英雄光环”,真实世界中的林肯究竟是谁?

作为林肯研究专家,方纳教授告诉我们,林肯本人会很仔细地选择演讲语词,而在1865年3月18日的演说中,他用“令人震惊的”(astounding)来形容美国废除奴隶制的行动。说行动“令人震惊的”是因为在林肯刚当选总统时,美国的奴隶制依然在扩张,整个西半球的奴隶数量逐渐增加,奴隶制并没有任何消亡或轰然倒塌的迹象。这一制度是如此“坚不可摧”,以致于在1858年《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te)就曾经有评论,说“没有人能活着看到奴隶制的消亡”。但问题是:奴隶制确实轰然倒塌不是么?如何来理解?方纳说,很多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都会继续追问:是谁解放了奴隶?而他也不失幽默地表示,实际上是每一个人(everybody)解放了奴隶,因为就像上一次讲座所说的那样,解放奴隶的活动在内战前便已开始。只是真正的转折点在于《解放奴隶宣言》的公布,终于到了1865年年末,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通过,奴隶制在美国才得以完全废除。

在这一系列行动中,林肯是结束奴隶制的中心人物,是公认的英雄,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美国人的理想:一个自我成就之人(a self-made man)。方纳教授告诉我们,在美国,关于林肯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他的形象也非常多样,有人说他是伟大的解放英雄,也有人说他是实用主义政客,此中还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尽管美国政治中不同派别常常斗得不可开交,观点针锋相对,但几乎每一个政治派别的人都会宣称他们遵从的是林肯的传统,他们都将林肯视为伟大的精神导师。

利用详实的史料对根深蒂固的林肯形象进行“祛魅”,方纳教授发现这位伟人的“成功秘笈”无外乎他一直在成长着,欢迎来自各种声音的批评,同时也从善如流,乐于转变。方纳教授在书中重点关注了林肯与废奴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认为林肯将自己视为更大范围的废奴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废除奴隶制则是社会运动和政治领导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乐见公众舆论对奴隶制抱有敌意,追随废奴主义者的路线并制定相关公共政策,然而他本人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废奴主义者,他和废奴主义者的主要区别有三:其一,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多认为废除奴隶制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林肯的出发点则是国家的统一 ,奴隶制指向的是劳动不平等。方纳指出,林肯是个律师,但也是个天生的政治家(politician),尽管时至今日politician这个词在美国依然是一个偏贬义的词,但林肯还是做到了以政治为业,他从政之初是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辉格党党员,主要关注与经济相关的议题,1850年代开始关注奴隶制问题,而辉格党在此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与新兴共和党的崛起给了林肯一个继续追求政治作为的机会,他也因反对奴隶制的滔滔雄辩而远近闻名。在林肯看来,享有自己自由劳动成果(enjoy your free own labor)的权利就是神圣的《独立宣言》中所说的“追求幸福的权利”(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奴隶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侵犯了人类最基本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奴隶制即一种形式的劳动盗窃(a form of theft of labor)——尽管林肯的反对者们不时在攻击他时会将他视为一个追求黑人平等者,但在林肯自己的认识中,这个“平等”从来都是有条件的,是劳动意义上的。林肯与废奴主义者们一样地憎恨奴隶制,他曾称奴隶制是国家的癌症,是骇人听闻的非正义(monstrous injustice),尽管如此,在废除奴隶制与国家统一发生冲突时,林肯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国家统一一边。方纳教授举例说,在1855年林肯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林肯曾提到自己见到圣路易斯的奴隶贩卖活动与奴隶的悲惨处境,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折磨,但如果公开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会威胁到宪法和国家的统一,他一定会选择缄口不言。而1862年8月22日,在给《纽约论坛报》编辑格瑞莱的信中,林肯则写道:“我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既不是保存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一个不解放;如果解放全部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全部解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不解放其他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也照办。”其二,与废奴主义者不同,作为律师的林肯所追求的是框架内的妥协。方纳指出,作为法律人,林肯认为美国应当传播民主,但他不认为这是美国的天定命运,美国不应当以殖民和武力压制的方式强迫别人施行民主,而应该“以德服人”,为全世界提供一个民主的范例。然而林肯所说的自由民主与奴隶制天生不相容,因此林肯的民主梦面临两大难题:一方面是价值问题,一个自由民主国怎能容有奴隶制与奴役?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制度现实问题,若是没有了当前的奴隶制度,一个自由民主的美国会不会崩溃?面对这样的价值和制度冲突,林肯希望在既有框架下寻找解决之道,而废奴主义者们显然不接受妥协,他们渴望获得正义,哪怕天崩地坼。其三,关于与奴隶制相关的种族问题,废奴主义者认为被解放的奴隶当然应该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公民权利,而林肯则不这样认为。他承认被解放的奴隶拥有天然的权利,比如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不认为他们应该享有其他公民权利,比如投票权等。在方纳看来,这或许不能算一种对黑人的歧视,因为至少在林肯生活过的伊利诺伊州,当时的情况即是如此。

事实证明,自称不是废奴主义者的林肯所做之事比一般意义上的废奴主义者要多,而他早年的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政治决断和政策,但不忘初心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在林肯总统处理奴隶制问题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长。

林肯似乎也不认为黑白两种自由民族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究其理由,方纳认为林肯既不像他的“偶像”亨利·克莱(Henry Clay)一样,认为黑人天生爱犯罪,是很危险的;也不像他的另一“偶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一样担心黑白通婚会削弱白人影响力,林肯更担心的似乎是那种根深蒂固的美国种族主义偏见,偏见无法完全消除,所以他认为黑人只有建立他们自己的自由国家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因此,林肯首先想到的方案是建立殖民地,将所有获得解放的奴隶送过去。

殖民当然算得上是一个理想的解放奴隶计划。方纳教授提醒我们,仅就“解放”而言,当时的美国人面临三种选择。一个是私人解放奴隶,奴隶主们自愿以和平的方式(如立即释放,以遗嘱的方式释放等)进行,但愿意采取这种方式的人实在太少了——想想看,除了华盛顿总统之外,又有多少“圣人”愿意放弃这么一大笔财产呢?第二种方法是寻求合法解放,如亨利·克莱曾经提到过政府可以与奴隶主协商合作,解放奴隶的进程缓慢而和平,政府可以主动补偿奴隶主的一部分损失,而解放后的奴隶应当被送外国外,但方纳教授也指出,这种途径只适用于奴隶制尚不够强大时,而当时南部奴隶主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已然足够强大,奴隶制已经成为他们须臾不可离的生活方式了,因而也不现实。第三种方法则是“最糟糕的方法”,即军事解放。尽管内战中的一大部分奴隶便是以这种方式得以释放的,而1850年代的美国人则认为内战不会到来。这便是林肯所能想到的几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了。方纳教授说,当时的林肯其实更倾向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废除奴隶制,林肯认为或许这一“循序渐进”需要花费一百年的时间,又或许时间更长,但他对此没有清楚的说明——未来的事谁又说得清楚呢?而总统先生的“说不清楚”却使得南部蓄奴州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看来,总统说“要在未来废除奴隶制”已经是对他们的财产和生活方式构成实际威胁了。

内战以前,林肯并没有过多谈论奴隶制问题,很多时候他只做不说。亦如讲座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内战起初并不是关于奴隶制的,而是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国家。方纳教授告诉我们,当时的美国有十五个蓄奴州,其中十一个企图脱离联邦,而四个位于边疆的州则希望留在联邦中。林肯便想着跟这四个州谈判,把自己先前关于将奴隶释放并送往海外的计划推行下去,结果出师不利。1861年11月,林肯开始与特拉华州谈判,特拉华当时有约两千名奴隶,与当时多达400万的奴隶总数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即便这样,谈判依然没有成功,因为在特拉华人看来,奴隶制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商业投资,他们已经习惯了与奴隶们生活在一起,不能接受若要继续留在联邦中便需要逐步废除奴隶制的建议。面对特拉华的“不买账”,林肯并没有放弃,他继续谈判着,但也都没有取得成功。事实上,林肯的计划不仅没有得到边疆蓄奴州的支持,就连黑人自己也不接受。林肯是第一个邀请黑人到白宫做客的总统,他本人对他们并没有种族歧视,1862年8月,他在白宫接待黑人团体来访时曾与他们谈到他的移民计划,但立即遭到在场黑人的拒绝,因为他们想要的不仅是自由,还有成为自由的美国人。

事情正在起变化。1862年年中,因内战而出现的种种新情况促使林肯更新自己的计划。当时南北双方僵持不下,因战争而带来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不计其数。或许,北部联邦获得胜利的唯一方式就是宣布解放奴隶,让这一场战争变成一种社会制度与另一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当时有许多北方人也害怕英国人会来趟浑水,借机与南部奴隶主勾结——毕竟在当时,掌握了棉花,就相当于掐准了一个国家的命脉。同时,随着战争的持续,数以千计的奴隶跑向联邦军,联邦军急需制定一个统一的安置政策,而且当时军队人力稀缺,“打光的部队”需要补给。方纳教授说到这里也不禁感叹,当时的内战因为晚近工业革命的影响而变得非常血腥,枪炮成了收割人命的机器,不说流血漂橹,战地的情况也可称异常惨重。哪怕有万般的不愿,为了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的统一,1862年,黑人士兵必得成为联邦军的重要兵源。也因是,林肯于1862年秋天发布了预备性的解放奴隶宣言,实则也是在警告南部各州。方纳指出,林肯当时完全可以继续推动他原来的殖民版“废奴方案”,但大形势使得他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终于,1863年1月1日,林肯放弃了他之前的想法,公布了《解放奴隶宣言》。

与英雄事业相关的一切都得以神化,方纳教授告诉我们,《解放奴隶宣言》便是如此,也因而常常被误解,人们常常将其看得很美好,美好得不真实。事实上,宣言的正文无聊透顶,而且只是一种战争措施(a war measure)。更不用说这个宣言并不能立即释放美国领土上的所有奴隶了,当时有约400万奴隶,而《解放奴隶宣言》仅宣布其中约320万奴隶应被释放,还有80万奴隶不被包括其中。所以方纳教授要说,这并不是奴隶制的结束,而是将奴隶制当成了内战中的一个靶子,结束奴隶制与联邦的胜利至此被“绑定”起来。

这是一个由总统颁布的命令(order),随即有约20万黑人在联邦军中服役。而这一无聊至极的宣言却也反映了林肯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他不再提及自己的移民计划。方纳教授提醒我们要认真注意林肯的遣词造句功夫,他自学成才,文采斐然,曾经作为律师又是那么得思路清晰。《解放奴隶宣言》中有许多需要去注意的细节,例如林肯在其中说:“我现在命令这些被宣布自由的人们,除非是必须的自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劝告他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应当忠实地为合理的工资而劳动。”(And I hereby enjoin upon the people so declared to be free to abstain from all violence, unless in necessary self-defence; and I recommend to them that, in all cases when allowed, they labor faithfully for reasonable wages.)此时林肯已然认为黑人可以被接受为社会成员,但前提是不能滥施暴力,遵守法律,同时,成为自由公民不是让黑人们“造奴隶主的反”,以眼还眼地将昔日奴隶主置于奴隶的地位,而是允许他们享有自由劳动的成果,并且有权判断这一“成果”是否合理。方纳教授认为,《解放奴隶宣言》改变了内战的性质,使得内战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变成了解放奴隶。诚如第一场讲座中已经说过的,奴隶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林肯的这一解放行动实际上并没有给奴隶主们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救济,这本身很不寻常,也引发了当时在英国的卡尔·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美国人内战性质的变化,认为内战已从一场斗争演变成了革命斗争。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1864年,内战依然在继续,死伤惨重,而林肯则需要重新竞选总统。国家分裂的局势显然不利于竞选,因此有人试图说服林肯与南部奴隶主和解,林肯则冒着输掉竞选的风险拒绝了建议。到了战争后期,他依然努力督促各州废除奴隶制。而方纳教授也再次强调,解放奴隶的事业不能与废除奴隶制划等号,前者是许多人(每一个人?)共同推动的,比如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得以通过就是国会大力促成的。对此,方纳教授也不失幽默地说,要理解林肯在解放奴隶事业中的作用不能只看那部叫做《林肯》的好莱坞电影,因为电影只是电影,绝对不可能是历史。

内战之后是重建,在南部州,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被解放的奴隶该如何安置?方纳教授说,尽管林肯没有活着看到问题的解决过程,但至少他思考过,并且这一思考在他生命最后时期的一些著名演讲中有迹可循。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林肯谈及重建问题,着重强调了路易斯安娜的问题,因为那里虽然废除了奴隶制,却没有给予黑人公民权利。林肯在此时说应该给予一些黑人投票权,比如那些识文断字有知识的黑人,以及那些参与过内战的黑人士兵们,因而,林肯也成为了第一个说黑人可以投票的美国总统。在著名的第二次就职演说的最后几句中,林肯提到内战爆发的根源,他并没有将奴隶制视为南部蓄奴州的罪过,而是将其称为“美国奴隶制”(American slavery),这种奴隶制是美国的罪恶,他说:“如果我们假定,美国奴隶制是上帝意旨中注定要发生的一种罪过,而现在,此罪已经到了上帝规定的时限,因此上帝决议要除去这个制度,将这场可怕的战争降临在北方和南方,作为那些犯下罪过的人们所应当接受的责罚,……我们深情期盼着——我们热烈地祈求——这场战争的浩劫天谴可以迅速地过去。但是,如果上帝的意旨是要让战争继续下去,直至奴隶们用两百五十年的无偿劳动所积累起来的全部财富化为灰烬,直至用皮鞭抽出的每一滴鲜血,都要用刀剑砍出来的另一滴鲜血来偿还,那么三千年前人们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现在还必须再说一次:‘上帝的判断总是正确和正义的。’”在林肯看来,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上帝对整个国家犯下罪恶的惩罚,尽管没有人知道上帝的意旨究竟为何,林肯在追溯奴隶制在人类生活中的漫长历史的同时,也在持续追问正义究竟为何物,自由究竟为何物。英雄林肯倒在了追问之路上,而时至今日,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美国人依然在追问这些问题。

连续听了方纳教授三场讲座之后,小编开始认真思考“何谓英雄”的问题。人们常说要“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当英雄离我们远去,渐渐成为曾经种种辉煌的“符号”时,不以成败评论英雄谈何容易?思及此,小编觉得昨日之日不可留,大可不必因为自己关于“英雄”的曾经“图样图森破”的理解而太不好意思,凡事向前看,不单将“英雄”视为历史中的神,更要记得他们曾是真真正正活过的人,在向他们和他们成就的伟业致敬时不要忘记,他们正是用有死的血肉之躯和有限的时间精力才成就了永恒的荣耀!

宝剑赠英雄,英雄惜英雄。方纳教授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止境的历史研究之中,当然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而谈及美国英雄亚伯拉罕·林肯,小编不禁再一次想到那与他“惺惺相惜”,思考美国命运并带给人们希望的诗人惠特曼——他笔下有无数的英雄,林肯便是最出彩的一个。对于英雄林肯,小编绞尽脑汁也是想不出更适合的赞辞,只能继续“借花献佛”,引用惠特曼《草叶集》中的诗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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